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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汪曾祺与钱锺书

      海口作文网 http://www.3466383.com  时间:2018-01-07 10:05

        高恒文

        汪曾祺在一篇回忆西南联大同学的散文中说:西南联大的“几个研究生被人称为‘无锡学派’,无锡学派即钱锺书学派,其特点是学贯中西,博闻强记”(《未尽才———故人偶记》)。“钱锺书研究”已成“显学”,但素无“钱锺书学派”之说。此说是一条重要?#21335;?#20195;学术史的史料,可见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学术影响。当时的钱锺书还是刚刚留学归国直接任职西南联大的年轻教授,并且仅仅工作一年即离职,他的学术著作 《谈艺录》 和小说 《围城》、散文集 《写在人生边上》 等的出版,还是1945年以后的事情,那么这种巨大的学术影响因何而来? 这实在耐人寻味,亦可谓现代学术之“传奇”。此前,类似的“传奇”,仅有20年代陈寅恪应聘清华大学及其巨大的学术声望。

        汪曾祺还一再赞同钱锺书的著名的“打通”说。《作家应当是通人》 开头即云:“钱锺书先生说他这些年在中西文学方面所做的工作不是‘比较’,而是‘打通’。我很欣赏‘打通’说。”整个20世纪,文学研究真正能够“打通”中西者,朱光潜、钱锺书之外,还有何人?今日“比较文学”研究,“打通”者几无,不通者众。反倒是文学创作,大家、名家者,鲁迅、知堂以下,大都中西“打通”。汪曾祺当然在“打通”者之?#23567;?#22312;这篇文章中,汪曾祺立论创作应该“打通”,对钱锺书的“打通”之说,作了独到的发挥:不仅“中西文学的打通”,而且“古典文学和当代创作之间的打通”,乃至“古典文学、当代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的打通”。此说极是,亦可谓夫子自道。就汪曾祺的创作而言,或许我们应该补上第四个“打通”:小说、散文、诗、戏剧和绘画之间的“打通”?

        虽然也可以说两人都是小说家,但艺术风格却是截然不同的:汪曾祺明言“对我影响较深的有契诃夫、阿佐林、伍尔芙?#22270;?#24503;”,“我的小说明显地受到西方现代派影响”(《寻根》);钱锺书的小说则与英国的奥斯汀、萨克?#23383;?#20154;的作?#26041;?#20284;。然而借用 《管锥编》 论 ?#29420;?#23376;》 所谓异类相通、相反相成之说来看,他们的小说,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,即小说中的“发议论”的问题。

        汪曾祺反对在小说中“发议论”,强调“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”(《小说笔谈》)。恰恰相反,我们知道,《围城》 的特殊之处,就是随处可见的“发议论”! 不仅叙述者大发?#22885;?#23558;当然算是国技”、“老科学家”与“老”的“科学”之类的议论,而且人物也爱“发议论”,诸如“局部的真理”、“熟?#31216;?#23376;”等等,最著名的关于婚姻是“金丝鸟笼?#34987;?#26159;“围城”。

        ?#36824;?#27754;曾祺还说:“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在小说里发议论,但议论必须很?#25381;?#26426;?#24688;?#24102;有讽刺性的小说常有议论,所谓嬉笑怒骂,皆成文章。”(《说短》)《围城》 不就是讽刺小说吗? 《围城》中的议论正是以“机?#24688;?#33879;名! 诗人、散文家余光中说:“小说家钱锺书往往不甘隐身幕后,忍不住会?#20248;?#25351;指点点,像是说书人。说书人太有个性,太有趣了,就算他借题发挥,暂时把故事搁在一边,我?#19988;?#20048;得姑妄听之,因为太好听了”;“《围城》 最好看的部分是每章的起头跟其后穿插呼应的?#34892;?#22841;议。其议并非正规的说理,而是?#25381;?#29702;趣甚至情趣的”(《新儒林外史———悦读钱锺书的文学创作》)。此说可笺疏汪曾祺所谓的“机?#24688;薄?#20313;光中还说:《围城》 中的议论,“短一点的一闪而逝,有如妙想联翩旋生旋灭的水泡,钱氏一向惯于挥霍。长的因字生字,因句生句,风行水上,自然成纹,乃是学富才高的自然产品,往往就成了可以独立观赏的小品文”。此乃“所谓嬉笑怒骂,皆成文章”之谓也欤?

        汪曾祺十分重视语言。他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写小说就是写语言。”(《小说的思想和语言》) 在 《“揉面”———谈语言》 一文中,他说:“有的语言,如果知道它的来历,便会产生联想,使这一句话有更丰富的意义。”中国古典诗论,自黄庭坚论杜诗?#23567;?#26080;一字无来历”之说以后,出处、来历就成了主要命题。但是,论小说的语言而?#23567;?#26469;历”之说,汪曾祺似第一人,首倡。《围城》 中的议论,旁征博引,充满典故,语言也常常是有来历、出处的,这是引入注意的特征;《槐聚诗存》 中的作品,语言的出处、来历是重要艺术特征;而 《谈艺录》 开篇总论“诗分唐宋”之后的第二则即为“黄山谷诗补注”,是此著的几十则笔记中的篇幅最长的一则,这不仅是钱锺书重视黄诗,也表明了钱锺书对黄诗的出处、来历这一艺术特征的重视。钱锺书的诗,受宋诗尤其黄庭坚诗的影响,是很大的。然而他在 《宋诗选注》 中,却不得不严厉批评黄庭坚诗和江西诗派的注重出处、来历,称为“?#38382;?#20027;义”。尽管我们知道,他的这种批评,固然是因为迫于时势,但还是巧妙的修辞?#35760;桑?#30382;里阳秋,否定的只是讲究出处、来历的?#38181;耍?#32780;并未完全否定这一艺术?#35760;?#26412;身,并且主要是拿江西诗派的末流开刀,相反却对黄庭坚以及苏轼、王安石等人的佳作,不惜篇幅,特意指出某一句、某一联的出处、来历:黄庭坚 《病起荆江亭即事》 之一末句“时有归牛浮鼻过”是有来历的,并且是“点铁成金”;《书湖阴先生壁》 最后两句“是王安石的修辞?#35760;?#30340;有名的例子”,“这是个比较健康的‘用事’的例子,符合中国古代修辞学对于‘用事’最高的要求:‘用事不使人觉,若胸臆语也’”。汪曾祺论“来历?#31508;被?#35828;:“我们许多的语言,自觉或不自觉地,都是从前人的语言中脱胎而出的。如果平日留心,积学有素,就会如有源之水,触处成文。”前一句近乎“若胸臆语也”之意,后一句强调“积学有素”,是和黄庭坚的思想一致的。

        关于汪曾祺与钱锺书,可说的还有几点,比如“老妪都解”、黄庭坚书法等等,兹不赘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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